87年,我把傻弟弟送去参军,五年后,一个少校开着军车回来
我娘哭得抽过去好几回,醒来就抱着我那傻弟弟,李卫民,一遍遍地念叨:“以后可怎么办啊……”
我娘哭得抽过去好几回,醒来就抱着我那傻弟弟,李卫民,一遍遍地念叨:“以后可怎么办啊……”
厂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,黄得跟得了黄疸病似的,一片一片往下掉,跟我的心一样,没着没落。
听她们说我们听不懂的上海话,看她们笨手笨脚地用锄头,觉得什么都有意思。
我们厂,红星机械厂,家属院里的那几排红砖瓦房,在铅灰色的天底下,冻得像一块块铁坨。
绿皮火车咣当了三十多个小时,浑身骨头都像是被拆散了重装的,散发着一股隔夜烟草和泡面的混合气味。
我这个当大哥的,能囫囵个儿活到今天,全靠一张厚脸皮和一身使不完的牛劲。
我闭着眼,能清晰地“看”到那滴水,在空中划出一道短暂的、亮晶晶的弧线,然后“啪”地一下,砸进不锈钢水槽里积着的那一小汪油渍里。
她的声音像一把生了锈的锯子,在九二年夏天闷热的空气里来回地拉。
一句“公司业务调整,需要优化人力成本”,就把我这颗在工位上拧了五年的螺丝钉,给优化掉了。
两个字,钉在李家宗族的耻辱柱上,也钉在我大伯大妈爬满皱纹的脸上。
那眼泪,不像四十年前我头一回见她时那么亮,混着岁月琢磨出来的褶子,浑浊,滚烫,一滴一滴砸在我心里,跟当年砸在我脚边的石子儿一样,没声,但疼。
风吹过高高的红薯秧子,叶片哗啦啦地响,像是在给我打气,又像是在嘲笑我的胆怯。
妻子小兰一边收拾着碗筷,一边头也不回地对我说。她的声音不高,但在这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屋里,显得格外清晰。
手术室的无影灯骤然熄灭,只剩下角落一盏观察灯,投下昏黄的光。我摘下沾着汗珠的口罩,一股消毒水和血腥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,这是我闻了二十多年的味道,熟悉得像自己的呼吸。
四十年了,我那口子还总拿这事儿挤兑我,说我当年在河里占了她天大的便宜。
空气里还飘着那股淡淡的、独属于女同志家里的雪花膏香味,混着老木家具和书本纸张的味道,钻进我的鼻孔里。
当我拿着那份薄薄的、却又重得像山一样的股权转让协议,重新站在这座锈迹斑斑的工厂大门前时,兜里那只空荡荡的首饰盒,硌得我心口生疼。
他的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,带着一种金属摩擦般的尖利,刺得我耳膜生疼。我手里还攥着那根冰冷的塞规,上面沾着机油,滑腻腻的,就像我此刻的心情。
小张的声音在身后迟疑了一下,带着一丝我熟悉的、年轻人面对无法理解之事时的那种颤抖:“李师傅,夫人……夫人现在只剩骨架了。”
是小张,我的助理,声音抖得不成样子:“卫民哥……完了,全完了。”